深圳危机之上帝释放了魔鬼,魔鬼创造了天堂!

 


    今天的深圳,已经成为传奇,关于“深圳密码”的解读,也是众说纷纭。我既不是经济学家,也不是官员,但我可以说是深圳四十年的亲历者、观察者,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推动者。因此我想换一个角度,谈谈我所理解的“深圳传奇”。在开始演讲之前,我想问在座的李子彬市长一个有趣的问题:曾经有个说法传的很广,你在当市长时,为民营企业请命,做了很多工作,对华为的帮助也很大,任正非却从来没有请你吃过一顿饭。但我听华为相当权威的人士不是这样说的,在你卸任之后,任正非曾经专程到美国请你吃饭,是这样吗?
      (李子彬:有这么回事,当时我在纽约,任正非坐飞机到纽约请我吃的饭。我认识任正非11年,都没有请我吃过饭,过春节连一束花都没有。我们两个人确实是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当时华为还没这么大,我当市长时做调研,尤其是关于民营经济和企业体制方面的调研会,每次任正非都参加。华为那时候也不大,经常有困难,他就到深圳找我协调解决。那时候一年见几十次面。现在华为大了,困难也多,还面临美国的打压。没有那么容易了。我一年跟任正非董事长喝一次茶,不能再打扰了。)
感谢子彬市长。这么小故事,从侧面深刻反映了深圳的政商关系,是一种有别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,相对单纯的关系,这个故事看起来简单,其实背后蕴藏着深圳发展的密码。好了,言归正传,讲深圳之前,要先了解一下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。一直到现在,美国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“历史的意外”。在特朗普上任之前,几乎全世界,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,秉承的要么是中国崩溃论,要么是中国威胁论。根本不把中国看在眼里,认为一切尽在掌握当中。美国前几任总统和政客都曾对于改造中国抱有一定程度的乐观,认为中国会跟着美国的节奏走——这也成了特朗普今天向前任甩锅的最佳理由。特朗普这个精明的商人、纯粹的实用主义者,上台之后,发现遏制中国为时已晚,但又不得不做,所以才对中国表现出如此烦躁,如此横蛮,如此不择手段。不光是西方的学者和政客看衰中国,连中国大批先富起来的精英也在明里暗里持这种态度。在20年前、10年前甚至5年前,我身边的很多成功人士都不看好中国,一心想着逃离。这一批人是“两国一家”,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安顿在海外,而自己在国内继续赚钱。追逐安稳和幸福是人之常情,无可厚非,这批老兄都是聪明人。支撑他们这样做的深层次思考,就是“沉船心理”在作祟。他们认为中国是一艘四处漏水,迟早会沉没的破船,在沉没之前,最好的办法是换船。因此,尽管他们在中国大发横财,但始终对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,况且他们的财富积累也有说很多不清楚的地方,所以越是赚钱,越要换船,临走前还要拆一块船板。原来美国限制中国过多移民,因此新西兰、澳洲等都成了中国人移民的乐土。奥巴马上台以后,给中国提供了“投资移民”的政策,大批中国土豪一下子蜂拥而至。
       那段时间我去美国,在洛杉矶的尔湾一家中国餐厅吃饭,饭店里面熙熙攘攘,烟雾弥漫,仿佛一下子就像回到了中国。遇到了好多“老熟人”,都是这些年陆陆续续移民去美国的中国人,还有一些躲在美国当寓公的通缉犯。我刚坐下来,就有不少人来打招呼,他们告诉我,光是深圳沙河高尔夫球会的3000名会员当中,就有相当一部分就在美国,甚至可以单独组成一只球队了。我问他们带了多少钱走的?我一听,发现少的也有200万美金,多的更是不计其数。我看这些富豪的房子,都是千万美元级别的豪宅。支撑他们这么做的背后逻辑,是对中美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。但谁也没想到,短短几年时间,全球化经历巨变,特朗普对中国实施正面狙击和打压,两国关系骤然紧张。特别是出现疫情以后,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孱弱暴露无遗,梦寐以求的自由王国、山巅之城突然破灭了,现在他们想换船回来,可惜已经是难上加难了。这一批成功人士开始思考:到底谁是沉船?
历史会回答这个问题。我和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,我一直坚信中国的未来,坚信中国一定是全球机遇的汇集之地。
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深圳四十年,深圳背后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天翻地覆的缩影。四十年成功固然不易,但在当下面临国际国内压力越来越大的节点,如果我们搞不清楚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?我们也无法做到继往开来。因此借着这个机会,我想和大家探讨深圳乃至中国崛起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?必然在哪里?2/ 深圳代表中国,好坏都是文章
       关于深圳的崛起,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分析,官员有官员的讲词,都很精彩,我也有我的看法。在我看来,深圳是逼出来的改革、放出来的活力、摸出来的市场。没有生死压力,不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,也不可能有像深圳这样“杀出一条血路来”的成绩。在改革开放前夕,出现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逃港潮,这起于一个谣传,说英国女王为了庆祝生日,给大陆人提供开放政策:只要能到香港,就能拿到香港户口。这个消息一传开以后,不光是珠三角、汕头,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拼命往香港跑。
深圳有近香港之利,却也带来了在管束上最大的难题,这么多年,我见到过很多香港的老板,堪称枭雄。这些人很多都是大陆逃过去的,一讲到当年他们是怎么冒着生命危险逃港的时候,一个个不善言辞的人就都变得口若悬河,一个个毫无感情的人都会泪流满面,一个个性情木讷的人脸上都神采飞扬,为什么?因为这段经历是他们人生中最惊险、最刺激、也最难忘的,它会永远刻在每个逃港人的心里。
当时的广东省委领导到基层视察,他发现公安、武警、民兵漫山遍野地追捕这些想要逃港的人,但是再多的公安武警根本挡不住。而深圳乃至广东,相比内陆,已经又强了不少,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,当时中国已经处于“被开除球籍的边缘”,在这样危机倒逼之下,才有了破釜沉舟的改革。
    1978年刚开始建设的深圳  之《深圳样本》插图“中央没有钱,可以给些政策,你们自己去搞,杀出一条血路来!”邓小平这句关于特区建设简单的话,几乎凝缩了改革开放的所有智慧。在改革开放初期,没有长期性的顶层设计,更没有一张画到底的蓝图,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,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。作为这艘大船的舵手,邓小平的立场其实很简单:“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,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。”此,他才能不为僵化的教条所拘束、不为高大上的口号所绑架,不唱高调,只坚持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:“发展就是硬道理。”这是贯穿改革开放全局的精神内核。可以说,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深圳的伟大崛起完全是逼出来的。危机倒逼改革,那么接下来怎么往前发展呢?我总结为“放出来的活力”。这股活力可以从“东莞现象”来一探究竟。改革开放之初,在广州、深圳之间一百多公里长的走廊地带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。作为“百万移民”的主角,农民工背井离乡,不是为了伟大理想,而是为了解决切实的生存问题。他们在家里面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,修理地球,在地里找食吃,甚至连自由迁徙的权力都没有。在改革开放后,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选择:背井离乡,到遥远的珠江三角洲打工。这看起来很可怜,离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,夜以继日地挥洒汗水,但一个月这两三百块钱的工资,或许是他种地一年都挣不到的钱。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,但收获的是未来。与农民工朴素的发财梦类似,香港商人们不是国际友人白求恩。几年前就从珠三角游水逃到香港去的人,作为第一批港商开始回来了,在本乡本土办厂,并在这里探索出一种叫作“三来一补”的发展模式。
香港商人只要有订单,就不用给钱,村集体拿出土地来入股,借钱找包工头把厂房盖好,港商只要把设备拿过来,就可以开始生产,最后利润两边对账。港商的成本之低简直无法想象,土地不要钱,厂房因陋就简,又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劳动力,最大的成本就是那些二手的设备。只要有订单,工厂就可以运转。一个个香港大小老板,把欧美订单拿到手后,跑到老家珠三角,找到当地的农民租块地建厂房,不断地扩大规模再生产。这些港商们几乎没有什么道德水准可言,为了一己私利,对工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剥削与压榨,甚至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。“三来一补”企业中有不少是塑料厂、玩具厂、人造花厂,这类企业的拌料工、喷漆工、印花工几乎天天要同有毒气体打交道,却毫无保护措施。但就是这样一群利欲熏心的老板们,使整个东莞从村到寨到区,崛起了成千上万的“三来一补”企业,为日后华为等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温床。珠三角本地的农民,想法同样很简单。只要在农地建好厂房,转手租出去就能挣钱。伴随“三来一补”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,诞生了数以万计的厂长、经理的新职位,以至于出现了咄咄怪事:即使一些乡村干部(包括原生产队会计、粮库保管、记分员)、派出所干部、知识分子(小学毕业生也算)悉数出任官职,人数也不够用。在一个村拥有几十上百家企业的情况下,每一个村里面的男人都可以在厂里面挂个副厂长的名,名利兼收,何乐而不为?从1980年开始到1988年的短短八年时间,珠江三角洲就成了中国的新兴制造业高地,建起了成千上万的工厂;一个小小的东莞,从只能容纳六十万人口的县级市,变成了能够容纳一千万青壮年人口的超大型城市。基建工程兵南下深圳参与特区建设    《深圳样本》插图四十年过去了,珠三角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,形成了在全世界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,无数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深圳成为世界级城市,东莞成为世界工厂,等到深圳要实现产业升级、腾笼换鸟的时候,东莞自然成了最好的卵床,华为等一大批高新科技企业花落东莞,这是之前谁都想不到的。圣人在哪里?没看到。伟大的道德观在哪里?没看到。只有一群毫无基础的农民工,一群贪婪逐利的商人,一群渴望致富的当地农民,他们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,而驱使他们不断奋进的正是被释放的人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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